到年，上海派出医疗队援助摩洛哥已经走进第45个年头，遥远的北非，上海医生在当地最艰苦的地方，为普通百姓提供医疗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自年开始定点对摩洛哥梅克内斯医院进行对口支援，至今已陆续有3名儿外科医师赴当地开展工作。
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儿外科主治医师赵华颖，三个月前刚刚抵达摩洛哥，是摩洛哥境内八支中国医疗队中唯一的儿外科医生。一个“弱女子”，在与上海迥然不同的环境中工作是一种什么感受？
文
赵华颖
我在摩洛哥当医生
初来摩洛哥时算是金秋十月，但这里的天气时阴时雨，常常冰火两重天。阳光普照的日子可以穿短袖出门，一旦下起雨来需要把羽绒服翻出来。熬过了最初的几天，欢送完老队员，我的援摩新生活正式开启了。
我所在的城市叫梅克内斯，算是二线城市，医院医院是当地唯医院。儿外科原本有2名医生，今年招到一个新的，算上我一共有4名医生。多番沟通，见到科主任后，我直接就被纳入了“排班表”，开始了我的援摩生活。
阑尾虽小，考验实力是真
我一整天揣着个flot（值班手机）惴惴不安，哪怕上厕所、洗澡都不敢离身太远。第一次值班，来了个阑尾炎的孩子，在翻译的帮助下采集病史，与手术团队和行政值班沟通。翻译虽然有很好的法语学习背景，但毕竟不是临床专业出身，好些时候只好和我商量着摸索对方的意思。
摩方的手术团队只有2人，麻醉师还需身兼巡回护士的角色。组里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护士年逾60岁，却依然沉稳坚毅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作。
第二个手术病人，是一个患阑尾炎腹膜炎的女孩。到急诊室的时候病情就比较重了，虽然B超检查没有发现阑尾炎，实验室指标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我，这个孩子是必须要做手术的。
但在这个陌生的国度，我的判断还是受到了麻醉医生的质疑。虽然她和护士用我听不懂的语言交流，但他皱着的眉头还是向我传递了情绪。麻醉医生找来了护士长和réanimateur（监护室负责人）。在那么多双眼睛的“监视”下，我无奈地开始手术。当我掏出明显烂穿的阑尾的一刹那，感觉一屋子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那次手术后，似乎麻醉医生和护士对我这个中国女孩“刮目相看”。
腹膜炎病人术后很容易出现肠麻痹，引起腹胀，我的小病人也中招了。术后再三请护士转达给家长，让孩子早日下床活动，可每次去查房时她都躺在床上。我生怕护士对病情“解释不到位”（当地的护士法语水平也是很一般的），于是掏出翻译软件，用更精确的阿拉伯语告诉家长要求小孩下床，这回似乎奏效了，妈妈立刻把满脸不情愿的孩子拽下了床。
小姑娘在走廊上散了几天步后，强壮的她很快就恢复了健康，临走还不住地用摩洛哥方式为我送上贴面礼。
完全不一样的手术室
我所在的梅克内斯医院医院，但医院的简陋环境可能还不及国内医院。举个例子，医院的任意角落，一到晚上，天花板上的老鼠更是肆无忌惮。
麻醉医生问我，他们的手术室如何，与中国的一样吗？我笑了笑，礼貌地回答“差不多”——嗯，大小上是差不多，其他的也就不能多说了。
第一台手术经验不足，我没有自带器械，护士老爷爷掏出了一盒颜色不怎么均一、有点儿生锈的器械。没有消毒碗，消毒液是直接挤在纱布上的，纱布是限量发放的，当我打算第三遍消毒时，明显感受到了异样的眼光。
医院里手术室一层又一层的无菌巾，这儿只有两张无纺布，以肚脐为界上下各一张覆盖全身；至于覆盖在手术部位的“洞巾”，则需要自己拿剪刀在要切伤口的地方剪个洞；此外，用于消毒的钳子不能扔，一会儿手术时还要继续使用，我努力地保持时消毒时钳子绝不接触非消毒区域。
常规8把的“蚊氏钳”在这里只出现了2把，其中一把还是随时会弹开的。当要用到吸引器时，护士会递给我一根胃管，我瞬间就明白了如何改装。
我已忘了是怎么熬过那场手术的，只记得手术结束时，护士老爷爷不住地对我说：“你一定有多年的手术经验吧？”我暗自庆幸手术成功，小心脏怦怦直跳。
手术结束后，我立马找出了上一轮援摩同事陈盛医生留给我的珍贵的手术器械以及国内捐赠过来的一些物品，这些将是我以后面对各类状况的“法宝”。
援摩，任重而道远
摩洛哥人很热情，每天笑脸相迎，路上见到我这么个胸前飘有小国旗的外国人，都会主动说声Bonjour。
医院医院，患者花很少的钱挂个号就可以接受免费医疗。当然，检查也只有最基础的，如果遇上节假日或周末，许多实验室检查都医院去做。很难想象，医院居还没有磁共振设备。内分泌科医生告诉我，这里糖尿病人住院率很高，因为观念和知识面的落后，做不到规范吃药，很多糖尿病人最后不得不截肢。
烧伤科有许多大面积烫伤的病人，孩子居多，和儿童安全教育缺位有关。有一次，夜间遇到一个两周前遭家暴的妇女，医院都没去，直到实在难以忍受疼痛才在姐妹医院，在这里男女平等的观念还没有深入人心。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选择到摩洛哥旅行，朋友圈中晒着各式各样吸引人眼球的照片，清真寺、沙漠、色彩斑斓的小镇，而我却看到了摩洛哥普通人生活最真实的一面。